阿法狗 柯洁

捆绑之后又创造出一倍、两倍、五倍、十倍、五十倍、上百倍的衍生金融工具，因此创建出一个伟大繁荣的美国金融市场，产品种类非常丰富，不但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市场，同时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华尔街，创造了华尔街神话。

第二，要实行减税，特别是增值税，英国已经降到15%了，中国也要降，我不主张那些优惠，因为只能导致腐败，要建就一起建，包括公司所得税，还有个人所得税，我想也应该予以保留。他们说当商业活动发生轻度震荡时，可能有一点震荡，美联储印制更多的票据储备，以防任何可能出现的银行储备短缺问题。

这个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可用的。第三、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第二、要进一步实现风险改革，特别是实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如果我们早几年实行汇率改革的话，危机可能不会那么严重。但是亚洲危机，可以骂放款的人，也可以骂借款的人，可以有两方面的说法，但是我们要客观分析的话，这两方面离开任何一方面也是不行的。第二，还是那句老话，企业界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没有这个核心能力，这次危机逃过去，下次还会出问题。

但是信心指数使得我们预测非常艰难。劳动合同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经济学家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一个政策的目的好或者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能不能达到它的目的。可是如果没有这些进取的精神，高储蓄的积累，还有东亚的经济奇迹吗？ 黄：是的，如果东亚不是这样的发展，GDP增长是会降低一些。

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私人需要增加积蓄，准备购买房子，准备将来孩子的教育费、自己的退休养老等，投资比消费更能够提高综合国力与人们的福祉。这就需要增加公共投入，而不是提高私人消费。进入 黄有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快乐经济学 资源配置 。

可能年轻人不小心短期吸上了，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这种情形就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在需要快乐这一点上，人与人是没有差别的。

电话不是用来做生意或工作，这青年骑着单车，带着大哥大宝贝到各个朋友家中展示。他指出：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对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最低。英国、德国人口密度都不小，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和西欧爆发，就是因为那里人口密度大，有利于分工的形成和深化，但也没有说人多就不快乐。

非洲人口最少，但也不是最快乐。破坏环境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本身。《南》：但有的人对快乐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黄：当然。我们需要一个洁净的增长环境，不需要一组脏兮兮的增长数字。

把这种争强好胜的本能压一压，多去想一想怎样为社会做贡献。第二，基础设施的贡献，很可能比许多人所想象的还要大。

经济增长和快乐的关系，应该分几个方面：在人均GDP很少、很贫穷的时候，增长是可以带来快乐的。美国东北部的人口密度也不小。

在东亚，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日渐衰微，与之相比，佛教、印度教在印度却全民信仰，深入人心。对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经济发展能让他们欣喜欢跃消费不需要鼓励问：你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不快乐的东亚》，影响很大，里面引用一篇1998年的文献说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低，但近些年的一些指标显示，我国的快乐指数虽比国际平均低，但比东亚的国家要高。我认为现阶段投资增加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目前投资最高的时候已经占到GDP60%，但是投资不可能无限的增长。短期来说，为了那些人快乐，有一定正的作用，但也有后果。从长远来讲，消费不需要鼓励，现在之所以储蓄率很高，是因为民众没有安全感，希望有好的社会保障措施，将购买力转移到未来。

这个理论的分析基于厂商都是完全竞争的，面对的需求线是水平的，我要买多少都可以，我会生产到边际成本相交的点，事实上厂商不是完全竞争的，同样的价格能多卖就多卖，需求线是向下的，降价才卖的出。长期来看，经济增长速度是会逐渐减慢，但这不是问题，关键是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如果其他问题都没有了，高速增长过后就算经济不增长能够维持就可以增加快乐，小康过后高消费不能够增加快乐，为什么还要增长呢？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这些问题都可以在之后二十年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消除，而且必须在一二十年内解决清，这样将来要减速的时候才不会有问题。

各国研究都显示，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明显地提高快乐指数。同时，环保不能单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调节，应尽量使用经济手段，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按照污染程度征税，限制排污。

虽然高投资不能够无限持续，但将来消费很可能上升。第二，后发优势，可以赶超，制度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实际上并不是个奇迹。

黄有光: 我也认为他个人的经历使得他非常反对政府主导经济，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应该返回计划经济，但他的反对有点偏激，有些地方比如环保是需要政府管制的，但是杨小凯就一概反对。多年来，在经济学、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数学等学术期刊发表150多篇审稿论文，兴趣与贡献包括：中国经济问题,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提倡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均衡的综观分析。改革开放后，人民收入提高了，达到了更高的快乐，就有了一个更高的参照系。于1985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对快乐的终极推崇，拉近了经济学与普通人的距离，使经济学回归到本真状态。我现在已经写好了中文的经济学的教材，最近出版了，也就是与张定胜合著的《高级微观经济学》，大致概括了一般高级微观经济学应该包括的理论，此外加入了杨小凯的分工理论，还加了自己的综观经济学理论。

问：说到底，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不高其实是没钱消费，消费不行，过度投资也面临瓶颈，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一直坚持东亚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如今扩大投资是否会对经济长期调整带来隐患？黄有光：是的，我国近一二十年来消费不高储蓄较高有其内在原因。很多人批评中国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但其实高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投资里的无效率或是没有照顾到环保等其他需求。

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水平，很穷的时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来进行环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经济水平，都应该讲环保，只是你具体做的程度不同，因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边际利益为零时才会停止。问：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荆轮效应（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难）。

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让非小康地区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这一质的进步是相当重要的，但是进一步增加收入、消费对快乐却没有显著效果。因此现在的民众增加储蓄，还是理性的。我向来支持安乐死，这是一个伦理问题，需要适当的防备，不能滥用，但怕死是人的本能，我有些自责当时没有向他提议安乐死。从现实来考察，好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快乐指数上升了，人们的生活满意程度却降低了。

因此，现阶段如果可以确保总需求不下降的话，就不需要鼓励消费。然而快乐的增长并不像经济发展，可以成倍增加。

美国政府长期赤字，对于一个小的国家问题不大，但美国占整个世界经济的近三分之一，这么高的赤字对整个世界就是很大的不平衡，美国的对外贸易也是赤字，同时大部分消费者消费过多，这些情况和我国情况相反，加上多年来缺乏监管，金融机构的人为所欲为，利用职权占有利益，违背消费者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小共产主义——就是小中央计划，一家公司里面是没有市场机制的，而由行政命令来做的。但是，我认为杨小凯一生用在学术的时间绝对超过公共事务，他大概90%的时间都是用在学术上。

第三，中国人民的努力工作，高储蓄、高投资。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教授(reader;1974 年～1985年)及讲座教授(personalchair;1985年)。